無名的全國：《詩經·黍離》中的年齡微言
作者：柯小剛
來源：《煙臺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學版）2020年第5期
摘 要：對《詩經·王風》諸篇不編進“雅”而編其為“風”的現象，歷來都有分歧的解釋。若沿著“家國全國的關系”這一思惟包養平台線索，就會發現《王風》諸篇剛好處在一個行將變革的時代轉折點，不僅家國全國之間的關聯在松動，國之為國的本義以及國所負有的全國之義也已然喪掉。而《年齡》有著與《王風》類似的歷史處境。在這個意義上，《詩》之降王為風，《年齡》之借始于文王正月，皆是出于全國之義的問題意識。進而可知，《黍離》作為《王風》首篇，詩中所憂、所思同樣不離全國之義的存廢這個焦點。細讀《黍離》一詩，可以幫助我們懂得晚周變革中的國與全國的關系，以及《詩》與《年齡》的政治哲學關聯。
關鍵詞：《詩經》；《黍離》；全國；《年齡》；
作者簡介：柯小剛（1973-），男，湖北年夜冶人，哲學博士，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哲學
家國全國的關系是先秦政治哲學思惟的焦點線索，《年夜學》曾對此有系統總結。考其源流，《年夜學》家國全國之思的根源在六經，尤其在《詩經》《尚書》。《年夜學》多引《詩》《書》即為明證。詳玩《年夜學》所引《詩》《書》詞句，多在商周易代之際。這也許是因為天命包養網ppt轉移、朝代更迭之時，家國全國之間的關聯在松動，國作為家與全國之間包養金額的中介開始動搖（國往往是政治危機的中間）。于是，在危機之中，家與全國對于國的根源意義更不難獲得從頭思慮。
國是一切政治思慮直接面對的對象，但也是最不難“對象化”的對象。所謂“對象化”就是把一個事物從它的根源中脫落出來，使之物化、固化、孤立化和東西化。所以，正如《年夜學》的論述思緒所示，儒家政治哲學思慮的關鍵便在于從國出發，向下奠定抵家庭生涯，向上開放為全國年夜道。這誠然也是關于“若何治國”的思慮，但起首更是關于“何故治國”和“為什么治國”的思慮。在《年夜學》的思緒里，修身齊家是“何故治國”的謎底，平全國則是“為什么治國”的旨歸。兩者加在一路，便成為“若何治國”的年夜條件。
與商周易代之際的歷史處境相類似，《詩經·王風》諸篇也處在一個行將變革的時代轉捩點。關于這個變革，孟子曾有精辟的歸納綜合:“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此語所指的時代，恰是周平王東遷洛邑，從一個負有全國之義的周墮落為一個諸侯國之周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王城洛邑之詩采編進《詩經》就是《王風》。《王風》是周皇帝王畿之詩，但是不列雅頌而降為風，就是因為此時的周只是周國，不再有其全國。《王風》首篇《黍離》以憑吊宗周廢墟的情勢，集中體現了這一歷史變化。細讀這篇動人至深的詩篇，可以幫助我們懂得晚周變革中的國與全國的關系包養網推薦，以及《詩》與《年齡》的政治哲學關聯。
一、“此何人哉”:始亡全國之際的憂思
《周南》《召南》《王風》《豳風》都是編在國風里的周詩。此中，二南和《豳風》都相關于周之始興，而《王風》則觸及周之始亡。說“始興”“始亡”，是因為周之興亡都不是突然興、突然亡，而是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于一個漫長過程來說，考核其始興始亡之“始”便成為根源之思。始興之思，始亡之思，皆相關于根源。
傳統經包養留言板學解釋以平王東遷之后的《王風》為孟子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的時間節包養一個月價錢點，即以全國之義的存廢而不是周國之興衰為判斷標準。平王東遷，周之為國并未滅，甚至其為全國共主之名亦未掉，但實際上，無論諸侯之視周，還是周之自視，都已經遺忘了全國之義。所以，于周而言，始興始亡之思，非周之為國的始興始亡，而是全國之義的始興始亡。
更可悲的是，在《王風》的“詩亡”之際，全國之義非獨掉之，且掉之而不知之。此時，包養行情文明禮樂的周全國日益墮落為暴力爭勝的年齡戰國，但概況上似乎什么都沒有改變。在這個漫長的蛻變過程中，除了個別有識之士有感于時世之變而無能為力之外，年夜多數人并不了解世界已經改變了。《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是個別有識之士的同情同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是年夜多數人的渾噩無識。在《王風》所標識的“詩亡”節點之后，“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成為歷代士人學者的基礎狀態，“知其不成而為之者”或“分歧時宜的人”成為學者的通名。
《黍離》末句的“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根據毛詩的解釋，是在追問周之所以衰的本源。但這一追問的深度假如不是從全國之義出發來思慮，而是從周之為國的盛衰來提問，那么，《黍離》之思就被下降到梁惠王問題意識的層面了（即孟子見梁惠王而后者僅關心“何故利吾國”）。于是，我們作為讀者，也就實際上成為“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一員，而不是“包養網站知我者謂我心憂”的同志。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讀者可否成為詩人的知音，可否知其心之憂悲畢竟安在，可否知其何所求、何所不求，成為《黍離》對于后人的永恒發問。假如我們可以面對《黍離》的發問，聆聽詩人的哀歌，思慮周之所以興、所以亡，思慮當前的生涯方法有沒有什么問題，思慮未來人類生涯的能夠性，那么，《黍離》之詩才依然是一篇詠道之詩、《詩經》之詩，而不只是“文學”之詩（當然，“文學”之本義實不離經與道，只是后世用法與道脫離）。
所以，“此何人哉”的追問假如只是被懂得為對于某個人的追責（譬如周厲王、幽王、平王等），那我們能夠還沒有觸及《黍離》包養網站之憂的深處。但假如我們把“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懂得為詩人自問，懂得為一個分歧時宜之人的自嘲，以及懂得為在人世的頹壞中向天道的發問，《黍離》之思的問題深度似乎才開始向讀者敞開。
二、《黍離》的苗與孟子的苗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狀況持續到孟子的時代，不就是梁惠王的“何故利吾國”和孟子的“何須言利”嗎（《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為什么開篇就擺出義利之辨的尖銳問題？豈不是因為所有的孟子的所見所思所為，都已經是在“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的古今之變中了嗎？在這個變遷中，時人之所求、正人之所求已經分道揚鑣:“知我者謂我心憂包養心得，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在戰國君主看來，他們對于地盤、財富和權力的尋求無異于任何別的統治者，而孟子了解，真正的王者之求即全國之義已經很少有人理解了。孟子對梁襄王說:“王之所年夜欲可知已:欲辟地盤，朝秦楚，蒞中國而甜心寶貝包養網撫四夷也。”但是，梁襄王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蒞中國”，因此也不理解什么是全國意包養sd義上的“朝秦楚”，所以，他并不了解包養金額本身畢竟是在欲求什么，就像梁惠王樂觀鳥獸、齊宣王好聽音樂，但都不了解真正的快樂是什么。“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些僭稱王者的戰國君主至逝世都沒有清楚孟子所求的霸道畢竟包養站長是什么。甚至對于他們本身所欲求的事物，也并不真正理解。孟子對時王言霸道，而“王顧擺佈而言他”。
梁惠王們之所求，是把“全國”和“一”下降為“辟地盤”，把“蒞中國”下降為統治四方的帝國。“蒞”之為“往打開一個敞開地位”的“中國”含義，“中國”之為往敞開全國、使萬物相見的文明含義，[1]在“辟地盤”的蠻橫中蕩然無存。于是，孟子所謂“全國定于一”之“一”，以及《年齡》“年夜一統”之“一”，被這些戰國君主辦解為兼并戰爭。當戰國時代最后的兼并戰爭終于贏得秦帝國統一的時候，全國之為全國、中國之為中國的本義卻湮沒無聞。一向要到漢代經學重建之后，人們才幹從六經和《論語》《孟子》等文獻中稍微找回一點新聞。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當孟子語重心長地以全國霸道勸諭君主而不成能被真正懂得的時候，他的心中確定一向回響著《黍離》的絕唱。當他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的時候，這絕唱的音調達到了絕看的極包養軟體點，但同時也蘊含了盼望。這盼望便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的起興之中。
面對梁襄王問全國“孰能一之”的問包養犯法嗎題，孟子取譬于苗來答覆說:“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這讓人想到《年齡公羊傳》開頭的那個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在“何言乎王正月？年夜一統也”句下，何休的注文提到“自山水至于草木昆蟲”，正如孔子論學《詩》之“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或如《尚書·湯誥》的“賁若草木，兆平易近允殖”，都是國家之上的全國視野。所謂霸道，就是從這些草木和長期包養禾苗之間發生出來的。《易經》乾坤兩卦之后，第一個始建人類政治生涯的卦象“屯”也是這樣一棵草:“屯者，草茅穿土初出之名；陽氣動物，發生而得逞之象也。”[2]草是至微之物，全國是至年夜之物，而至年夜之物卻往往須由至微之物來起興發端。《黍離》見黍稷之苗而憂全國，孟子取譬于苗而喻霸道，皆因于此。
孟子苗喻的關鍵在天然生長的養護:既是人為養護，也是天然生長。天人之際的張力若何調解，取決于養護之人對于天然生長的物性認識，以及對于本身作為人的天然本性所達到的自覺檢查認識。“六合無心以成化，圣人有心而無為”:不自知其性的人是天的貌似的對立面，自知其性的人則是天的自我覺知和自我長養。自我覺知乃有天知，自我長養乃有天養。天知天養，然后可免揠苗助長。
免于“揠苗助長”的養護是“讓苗生長”。在孟子那里，“讓苗生長”既是霸道暴政、全國政治的原則，也是養氣功夫的原則。為什么在論霸道和養氣的時候，孟子都取譬于苗之生長來展開論述？是不是因為這兩件事底本就是一件事？養氣的結果“至年夜至剛，充塞于六合之間”，恰是霸道全國的氣象。浩然之氣是個人身心的霸道，霸道是全國的浩然之氣。兩者都像禾苗的生長一樣，忘則荒，助則憊，只要通過“讓生長”的養護才幹天然生長，不期但是然地“浡然興之”。
“讓生長”的“讓”起首是“讓出來”，使物自生，其次才是“我讓你長”。在“讓生長”的養護中，起首要做的功夫是“我”的讓出。只要起首讓出“我”，“我的幫助”才不至于成為一種“揠苗助長”。“我”與“讓出之我”的關系，即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中的“我”和“吾”的關系。孟子對公孫丑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知言之人對于“我”和“吾”的精微應用，決不是現代人所謂“同義詞”所能涵蓋。同樣的語法，在南郭子綦對顏成子游說的“今者吾喪我”（《莊子·齊物論》）中，有著同樣值得沉思的功夫論義涵包養dcard。
“我”里面的“戈”正如“國”里面的“戈”，都是一個封閉范圍的界定和守護。“喪我”，然后能打開本身，成為隱機的“吾”、養氣的“吾”。假如理解“讓生長”的“直養而無害”“勿忘勿助長”，那么，這個“吾”便可以成為全國的國民，[3]其氣象可至于“至年夜至剛，充塞于六合之間”。以苗喻道的孟子，歌詠《黍離》的行役年夜夫，都是有這般氣象的全國國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唯吾知我，唯我不自知。知我者憂吾全國，“雖千萬人吾往矣”；不知我者求我所欲，“高低交征利，而國危矣”。全國無道，則無一國能自保，亦無一人能自安。全國似虛，而其實這般；霸道雖遠，而其近這般。孟子云:“全國有道，以道殉身；全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理實通之。
儒道皆出先王年夜道，其別如國與國之別、人與我之別，其同則如草澤之生長舒展、全國之至公無疆。百家爭鳴伴隨諸侯爭霸而來，都是戰國時代“道術將為全國裂”的表現。“包養網車馬費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分歧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六合之純，前人之年夜體。道術將為全國裂”（《莊子·全國》）。《黍離》之悲，亦悲此也。一悲諸侯國家之喪全國，一悲諸子百家之掉年夜道，其所悲者分歧，而其所以悲者一也。
三、芃芃離離的全國
霸道不可于全國不只是人類政治生涯的危機，並且本質上是天人關系的危機。當天道之于人事的意義被人遺忘，《黍離》年夜夫只能獨自面對蒼天之悠悠、黍稷之離離。悠悠離離的，都是綿綿不絕之物。無論人世的歷史若何斷裂破裂，蒼天仍然悠悠，禾苗永遠離離。白居易詩以“離離原上草”對置荒城舊道、王孫離別，而最后能慰凄凄別情者惟此野草。
周之興歷經后稷、公劉、古公亶父、文王、武王，《年夜雅·綿》一句“綿綿瓜瓞”道盡此中欣喜和艱辛。人門第代之綿綿，年夜地野草之離離，蒼天日月之悠悠，一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黍稷是人類賴以保存的草，稷尤其是周借以興起之草。周之鼻祖后稷，其名即來自這種活命的莊稼和糧食。莊稼的生長、糧食的收穫，始終唆使著周之家國全國的命運。
《年夜雅·生平易近》敘生平易近之初，后稷即以農耕為本:“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那時候，禾苗和果實的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全都是實實在在的綿綿之貌:“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而現在，當周掉全國之義，綿綿瓜瓞之末，卻只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一片一片的空濛，以及在這空濛中不知所之的“行邁靡靡，中間搖搖”。
在周全國的另一次政治危機中，故國覆亡、孤立無援的許穆夫人最后也只能面對這曠野的空濛:“我行其野，芃芃其麥”（《鄘風·載馳》）。在人事的危機中，麥之芃芃，黍之離離，越旺盛蓬勃，越令人悵惘迷離。人類生涯次序、政治建構和衡宇宮室誕生于曠野，無論多么文明輝煌，終將回到曠野:或在頹壞之后自願回到曠野，或在文明中保有天質而不受拘束地回到天然。后者恰是孔子所謂“通三統”而“文質彬彬”的政教幻想，但它幾乎從未實現，並且總是被遺忘，只要在文明因脫離天然而頹包養甜心網壞的危機中才被人從頭想起。
“全國”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建構，不如說是一種不離天然而“文質彬彬”（即文質相配）的文明次序。與“國”比擬，“全國”甚至不像一個名詞，而只是一個狀語式的描寫唆使。國可所以“實堅實好”的，而全國永遠只能是“離離”“芃芃”的。“實堅實好”的國可以躲諸全國（全國有道之時的國），也可以躲諸私囊（全國無道之時的國），而全國卻只能躲諸全國自己之中，如莊子所謂“躲全國于全國”（《莊子·大批師》）。[4]假如有僭主想躲全國于私囊，那么，在他那么做的時候，全國之義立即就喪掉了，他所私躲的只不過是一個規模較年夜的國。全國是無形的、不成對象化的年夜道。全國之義體現于地上的國，就是全國有道的時代，反之就是全國無道。全國是國之為國的公義，猶如道是器之為器的道理。
“全國”這個唆使性的詞語并沒有具體規定什么，它只是唆使了一個空間以及在這個空間中發生的一切事物（“全國萬物”）。就像《千字文》結尾的“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是對開篇“六合玄黃，宇宙洪荒”的回應和唆使，而中間道及的任何一種具體事物都只不過是在這空間中的氣化呈現。地上的萬物，沒有什么東西不在全國。《年齡》“王者無外”亦此義也。《詩》云“溥天包養網站之下，難道王土；率土之濱，難道王臣”（《小雅·北山》），其意并不是在國家的層面上指一個帝國馴服了年夜地的每一個角落，而是在全國之義的層面描寫王者無外的幻想狀態。
“全國”是道，不是某種國家軌制那樣的名器（最年夜的國也只是器）。“道可道，很是道。名可名，很是名”（《老子》）。所以，關于“全國”的道說，人間的“富強亂世”不如曠野的“芃芃”“離離”更接近。孔子體六合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而欲無言，恰是他言說全國之道的方法。至于國家政事，則“夫子以溫良恭儉讓而得之”（《論語·學而》）。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包養意思道不成得而聞”（《論語·公冶長》）與《年齡》之義的“丘竊取之”（《孟子·離婁下》），能夠有某種關聯。
四、詩亡弦歌中的《年齡》
《年齡》開篇“元年春王正月”講全國霸道的方法，就是一種“芃芃”“離離”的書法、“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書法，而不是“富強亂世”的修辭。何休注“元年春”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無形以分，造起六合，六合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春者，六合開辟之端，養生之首，法象之所出，四時本名也。”“王”則既不是時王，也不是確稱其謚號的某位先王，而是一個雖然已經逝世往但以某種方法依然活著的文王。正若何注所云:“不言謚者，法其生，犯警其逝世，與后王共之，人性之始也。”[5]
所以，這個王不只是周作為國家意義上的周文王，並且是周作為全國意義上的受天命之王。在國之君主的意義上，周文王早已逝世往；而在全國的意義上，文王卻是一個永遠活著的天命領受者。所以，《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并無“周”字，并沒有說“謂周文王也”。雖然辭意所指就是周文王，但僅稱“文王”而不稱“周文王”，凸起的是周之為超越國家的全國含義。這一點在《年齡》經文僅稱“王”字，連“文”字都不消的書法中，獲得了更本質但也更隱微的表述。“元年春王正月”的“王”是指周文王，但又不只是那個作為歷史人物的周文王，而是周文王所代表的本質意義上的王。
本質意義台灣包養網上的王是無名的，正如全國總是無名的。人著名，家有姓，國有號，而全國只是全國，從來沒有也不成能有包養網ppt某個特別的名稱。周國號周，全國是全國；漢、唐國號漢、唐，全國還是全國。全國自己永遠堅持無名，雖然在分歧朝代，會有分歧的國號來領有全國的任務。所謂“周全國”并不是全國之名叫做“周”，而是那時周國領有天命，正在照看著全國。朝代更迭之所以叫作“反動”，是因為領有全國任務的國家主體變更了，所以包養一個月價錢叫作反動。改朝包養網站換代改的是國名，更準確地說，改的是領有全國任務的國家之名，而不是改全國之名。全國本來無名，無所謂改不改。全國如六合萬物和國民一樣，永遠只是它本身，無須也無法以別的的名字來代稱。在這個意義上，全國之義與天道一樣，總是堅持在無名之中。所以，對于蒙受天命的王者，《年齡》稱之為“天王”。這并不是一個尋常的稱呼。關于這一點，何休用“假以為國法”的“假”字（即“借”字）點明了。[6] 假借或托名一個上系于天而不只是系于某國的王者，其意圖在于從頭凸顯全國之義對于國家政治的規范意義，而從東周年夜夫悲歌《黍離》的時候開始，這一意義早已被人遺忘。
《黍離》悲歌之時，恰是“王包養價格ptt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之時。《年齡》之始的魯隱公，正值周平王東遷之末年。東遷之后的周之為周，概況上并無變化:作為國的事實繼續存在，承擔全國之義的天王名義也繼續存在。但是，實際上，周平王之為全國的“王”已經名存實亡。這并不只是在國家層面上說周的國家實力減弱了，不克不及把持其他諸侯國了，並且是在全國之義的層面上說周王不再是真正的王者了。
《詩》之降王為風，《年齡》之借始于文王正月，都是出于全國之義的問題意識。包養網比較在國的層面，周文王時的國家硬件實力并不見得比周平王時強盛；但在全國層面，文王以元配天而志在平全國，平王則自居諸侯而與列國爭勝罷了。《年齡》之開端，其事則魯隱公即位，其義則取諸文王授命之始:孔子簡直是用一種蒙太奇式的書法把魯隱公與周文王錯置到一路。這種錯置的悲哀和反諷，以及此中所蘊含的絕看的盼望，恰是《黍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的追問所蘊含的深意。假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年齡》作”可托的話，那么，可以想見，孔子作《年齡》必定是在《黍離》之詩的弦歌中進行的。
注釋
1《周易·說卦傳》:“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邊之卦也。圣人南面而聽全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離卦之義包括華夏政治文明的基礎取象。
2王夫之:《周易內傳》，見《船山全書》第1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91頁。
3“國民”在此取此中文本義，并非“Citizen”的翻譯。“Citizen”本義“市平易近”，甚至“私平易近”，并非國民。
4更多相關剖析，參拙文《躲刀與躲全國包養平台》，見柯小剛:《道學導論（外篇）》，上海: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
5《年齡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標點本，第8頁。
6參見《年齡公羊傳注疏》，第8頁。